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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强烈。1949年10月1日，　在亲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　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　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　《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

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　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群虽　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　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　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　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　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　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　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　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　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　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　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　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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楽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　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　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　—　276页）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　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旧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　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　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　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张元济书礼（增订本）》　269页，商务印书馆I〃7年版）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　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　《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　不否认有在一年内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　也没有　‘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

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

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　必不久。”（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丨0页，湖南出版社丨9肋年版）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的佩服。　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　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建国之初写　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　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　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

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梁漱漠全集》第六卷805

一　80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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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　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　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　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　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　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梁漱漢全集》第八卷77页）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　读书人见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　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　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

七，

更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去留之际的选择不是政治性的，其中起更大作　用的毋宁是家庭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从浦江清日记看，他当时是清　华大学教授，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走。1948年12月12　口下　午，有同事告诉浦江清“确乎校方对于想走的同仁要给予若干便利”，他　在日记中说：“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　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淞，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地近。　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那时清华园里风声已很　紧，谣言四起，卖菜的老农说共产党的军队已到了附近。晚上他们家杀鸡　请客，客人有朱自清夫人等，“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　望今夜睡一个好觉，到明天醒来，局面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　已被解放了。”从这番话我们不难判断，他们对共产党的到来在心底里表　示欢迎。尽管埋头于古典文学的浦江清对共产党毫不了解，但他认为“都　是中国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　损失和遭受破坏。”（《梁漱溟全集》第六卷857页）

沈从文当时的心态——“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　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浦江清：

《清华园曰记西行曰记》（增补本）246——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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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变化。他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说更多的是为　了家人。在写给亲戚的一封信中他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　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　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　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哪会搁到这个孤点上　受罪？　”（《沈从文全集》第27卷丨53页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另据他的学

生汪曾褀回忆，沈从文之所以没有离开北平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　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　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

的。”　U沈从文全集》第19卷抑一21页）

还有一点，就是在吃尽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苦头之后，人们在心理上都　普遍盼望变化，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本身是陌生的，甚至一无所　知，但对共产党心存好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的一番话确实说到了点　子上——“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　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　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李辉：《汪曾褀听

沈从文上课》，《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曰）

浦江清所说的“都是中国人”，大致上可以代表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　心理。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是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　普通的中小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原因。所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讲师、教　员、助教的政治态度就和教授相去甚远，一般来说左倾的多，而教授阶层　相对就更复杂一些，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都有。这大概是社会地位所决定　的，处于中下层的人求变之心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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