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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不等戈尔巴乔夫开口，中曾根接着又说：

“我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您走出的也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门槛。我俩都是学法律的，理应了解国际法。而国际上都承认日本的主张是正确的。”

戈尔巴乔夫笑着答道：“我当法律家吃亏了，所以改行做了政治家。”

我很愿意相信你

（法国政治家密特朗）

1975年，密特朗做了两次长途旅行去会见苏联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

在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热情地欢迎了他。然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口若悬河地大谈他的和平愿望。勃列日涅夫详细叙述了苏联在战争中丧失了2000万人的牺牲。

勃列日涅夫突然中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话，问密特朗是否相信他的话。

密特朗停了一会，然后答复说：“让我好好想一想。我很愿意相信你。”

善意的讽刺

有一次，在苏美高级领导人会谈时，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判断错误可能引起核战争的危险。”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顿时勃然大怒起来。他叫嚷说：“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我总是听到你们的人，你们的记者，你们在欧洲和其他每个地方的朋友说这个该死的‘判断错误’！你们应该收起这个词，把它藏在冷库中，永远也不要再使用！我厌恶这个词！”

在座的人都局促不安起来，接着就休会共进午餐。在午餐时，美国总统伸出手摸了一下赫鲁晓夫的一枚勋章。他问：“这是什么勋章？”

赫鲁晓夫吃了一惊，接着说：“这是列宁和平勋章。”

肯尼迪温和地说：“我希望这些勋章能使您保持和平。”

比喻

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俄罗斯农民，徒步前往一个偏僻的乡村。他知道方向，但不知道有多远，当他穿过一片桦树林时，遇到一个老樵夫，就问他离该村子有多远？老樵夫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农民吸了一口气，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道儿，再走十五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莫名其妙，转身问道：‘那你干嘛刚才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的步子有多大啊。’”

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比作老樵夫，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巧戏记者

1975年5月20日，基辛格随尼克松总统动身前往莫斯科，途中经过维也纳。在那里，基辛格就即将开始的美苏首脑会谈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追溯了这次会谈的起因，剖析了两个国家的差异，并就会谈前景和可能达成的协议进行了预测。

这时，《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提出了一个所谓“程序性问题”：

“到时，你是打算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个倾盆大雨，成批地发表协定呢？”

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讥讽《纽约时报》的基辛格回答说：“我明白了，你们看，马克斯同他们的报纸一样，多么公正啊，他要我们在倾盆大雨和点点滴滴之间任选一个，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办，总是坏透了。”

他略停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全场顿时哄堂大笑。

躬背与挺胸

基辛格访华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

“我发现你们中国人走路都喜欢躬着背，而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挺着胸的，这是为什么？”

周恩来听后笑了笑，用同样的口吻说：

“这个很好理解，我们中国人在走上坡路，当然是躬着背的；你们美国人在走下坡路，当然是挺着胸的。”

一年内学会

1954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一次宴会上与各国宾客举杯祝酒。祝酒中周恩来使用的是英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不高兴地说：“周，你的俄语说得很好，为什么不用俄语说话呢？”

对这种以“老大哥”身份自居的问题，周恩来爽朗一笑说：“你也可以学着用汉语说呀。”

米高扬阴沉着脸答道：“汉语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

周恩来说：“不要紧，你每天到中国大使馆去两个小时，我们有很好的教员，保证一年内学会。”

米高扬见周恩来居然不买“老大哥”的账，只好默不作声了。

直言相谏

1985年5月31日，戴高乐将军在特雷穆瓦勒召集了一个会议，与会者大多数是第四共和国时期的要人。

戴高乐讲完话后，会场一片静默，一个个低头不语，既不提问，也不表态，各自心事重重，精心地衡量着自身的利害得失，当然更不会轻意地说一个“不”字。

密特朗不耐烦了，他猛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自己是惟一要讲话的人。我声明，除非戴高乐将军公开承认与公安委员会和军人叛乱有瓜葛，否则，我是不能归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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