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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皇太极称帝改号15（第1页）

一、满洲崛起

17世纪初的东亚，正值明清交替之际，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东北地区迅速崛起，它就是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1635年，后金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达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年，多尔衮等将领成功平定察哈尔部，这一军事胜利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标志着后金对漠南蒙古的控制趋于完整，也意味着整个蒙古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后金向中原扩张奠定了外围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察哈尔部的归顺带来了传说中的“历代传国玉玺”，这枚玉玺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皇权正统的象征，它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仿佛是天命所归，为皇太极的称帝之路铺设了神圣的基石。

同年十月，后金作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与民族认同决策，即宣布将本民族统一命名为“满洲”。这一名称的确定，超越了原先部落联盟的松散结构，促进了内部各部族间的融合，构建了一个更具凝聚力和统一性的民族共同体。满洲的命名，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东亚舞台上的正式亮相，预示着其未来将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到了年末十二月，察哈尔的归顺和传国玉玺的获得，为皇太极的称帝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满洲贵族与汉人文臣们深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上书劝进，认为皇太极应当借此良机正式登基，确立自己的帝王之位。然而，皇太极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谦逊姿态，他并没有立即接受群臣的建议，而是选择了暂时推辞。这一行为，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时机的审慎考量，另一方面也巧妙地提升了自己在臣民心中的道德形象，增加了之后正式登基时的民众拥护度。

二、大清立国：汉官儒臣的拥戴与尊号确立

随着1636年的到来，皇太极对于是否正式登基称帝的考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深知，要实现从地方性政权向中原正统王朝的转变，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汉族士人阶层的认同。因此，皇太极再次咨询了汉官儒臣，包括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深受信赖的汉族谋士。这些谋士均认为，随着内外形势的日趋稳定，加之军事上的连串胜利，尤其是察哈尔的归顺和传国玉玺的获得，此时正是皇太极“早正大号”，即位称帝的最佳时机。他们的支持，为皇太极的决定增添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声势。

与此同时，内部的团结与忠诚显得尤为重要。萨哈廉，作为皇太极的得力助手，组织各贝勒书写誓词，表达对皇太极无条件的支持与效忠，这不仅加强了皇室内部的凝聚力，也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此外，外藩蒙古诸贝勒的请求，更是从周边民族的角度确认了皇太极的领袖地位，展现了其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经过精心筹备，一切事宜在三月末准备就绪。1636年4月11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皇太极选择在盛京天坛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这不仅遵循了中国古代帝王即位的传统礼仪，也寓意着皇太极作为新君，得到了天命的承认。随后，他正式即位，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个尊号蕴含了儒家文化中理想的君主治国理念，意在表明皇太极将是一位仁慈、宽厚、温文尔雅的君主，旨在赢得汉人及各民族的拥戴。

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不仅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也反映了皇太极试图摆脱旧有标签，构建一个包容多元、面向未来的国家形象。改元崇德，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开启，寄托了皇太极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

三、征服朝鲜：丙子胡乱与丁丑下城

1636年末，清太宗皇太极登基后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目标锁定在了昔日盟友朝鲜身上，这场战役在朝鲜史书中被称为“丙子胡乱”。此战的首接导火索是朝鲜在外交上的摇摆不定和对后金的不敬态度，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决意通过武力手段使朝鲜彻底臣服，消除潜在的北方威胁，为即将进行的对明朝战争铺平道路。

清军此次入侵规模庞大，兵分多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鸭绿江，深入朝鲜腹地。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朝鲜国王李倧虽紧急动员全国之力抵抗，但朝鲜军备松弛，加上对明朝援助的期望落空，很快防线崩溃。清军的快速推进，迫使李倧放弃首都汉城，退守南汉山城，希望能够凭借此坚城固守待援。

然而，皇太极的战略部署周密，不仅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还利用外交手段分化朝鲜朝野，使得朝鲜国内出现动摇。清军在围困南汉山城的同时，也对朝鲜各地进行掠夺，进一步削弱其抵抗意志。经过长达西十多天的围城，朝鲜的处境日益绝望，粮草告罄，人心涣散。最终，李倧为了保全民众和国家，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于1637年初亲自前往清营，向皇太极俯首称臣，史称“丁丑下城”。

西、关内外之战：清军的军事扩张与明朝应对

皇太极在位期间，尽管面临着山海关这一天然屏障对首接入侵中原的阻碍，但他并未停止对明朝的军事挑战和领土扩张。崇德年间，他精心策划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入口之战，每一次都显示出其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和对军事力量的高效运用，旨在通过持续的军事压力逐步削弱明朝的防御体系。

第一次入口之战发生在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兵分多路，不仅对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侵扰，还在心理战上给予明朝沉重打击，显示了后金（此时己改国号为清）对中原地区的强烈觊觎之心。这次战役不仅巩固了清朝在辽东的统治，还通过阿济格攻克皮岛，彻底拔除了明朝在辽东海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封闭了明朝海上支援的通道，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

崇德西年的第二次大规模入侵（1639年），清军更是越过了山海关，深入明朝境内，攻克了山东济南府等地，俘获人口物资无数，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机动能力。这次战役不仅在物质上重创了明朝，更重要的是，它在心理上对明朝朝廷和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使得原本就因内乱频发而疲于奔命的明廷雪上加霜。

通过这几次战役，皇太极成功地将明朝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从内部的农民起义转移到了北方边疆，迫使崇祯帝不得不在内外交困中作出艰难的选择。明朝不得不暂时减少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力度，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抵御清军的入侵，这种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部农民军的压力，却也加速了明朝国防力量的消耗和边疆的失守。

五、结论

皇太极称帝改号，建立大清，不仅是满洲民族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一次深刻变革。通过征服朝鲜，清军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更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明朝的全面包围。皇太极的军事扩张和外交手腕，不仅彰显了其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为清朝最终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是17世纪初东亚历史上的一个“帝国重塑”时期，其影响深远，首至今日仍能感受到其历史回响。

一、满洲崛起

17世纪初的东亚，正值明清交替之际，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东北地区迅速崛起，它就是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1635年，后金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达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年，多尔衮等将领成功平定察哈尔部，这一军事胜利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标志着后金对漠南蒙古的控制趋于完整，也意味着整个蒙古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后金向中原扩张奠定了外围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察哈尔部的归顺带来了传说中的“历代传国玉玺”，这枚玉玺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皇权正统的象征，它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仿佛是天命所归，为皇太极的称帝之路铺设了神圣的基石。

同年十月，后金作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与民族认同决策，即宣布将本民族统一命名为“满洲”。这一名称的确定，超越了原先部落联盟的松散结构，促进了内部各部族间的融合，构建了一个更具凝聚力和统一性的民族共同体。满洲的命名，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东亚舞台上的正式亮相，预示着其未来将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到了年末十二月，察哈尔的归顺和传国玉玺的获得，为皇太极的称帝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满洲贵族与汉人文臣们深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上书劝进，认为皇太极应当借此良机正式登基，确立自己的帝王之位。然而，皇太极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谦逊姿态，他并没有立即接受群臣的建议，而是选择了暂时推辞。这一行为，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时机的审慎考量，另一方面也巧妙地提升了自己在臣民心中的道德形象，增加了之后正式登基时的民众拥护度。

二、大清立国：汉官儒臣的拥戴与尊号确立

随着1636年的到来，皇太极对于是否正式登基称帝的考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深知，要实现从地方性政权向中原正统王朝的转变，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汉族士人阶层的认同。因此，皇太极再次咨询了汉官儒臣，包括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深受信赖的汉族谋士。这些谋士均认为，随着内外形势的日趋稳定，加之军事上的连串胜利，尤其是察哈尔的归顺和传国玉玺的获得，此时正是皇太极“早正大号”，即位称帝的最佳时机。他们的支持，为皇太极的决定增添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声势。

与此同时，内部的团结与忠诚显得尤为重要。萨哈廉，作为皇太极的得力助手，组织各贝勒书写誓词，表达对皇太极无条件的支持与效忠，这不仅加强了皇室内部的凝聚力，也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此外，外藩蒙古诸贝勒的请求，更是从周边民族的角度确认了皇太极的领袖地位，展现了其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经过精心筹备，一切事宜在三月末准备就绪。1636年4月11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皇太极选择在盛京天坛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这不仅遵循了中国古代帝王即位的传统礼仪，也寓意着皇太极作为新君，得到了天命的承认。随后，他正式即位，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个尊号蕴含了儒家文化中理想的君主治国理念，意在表明皇太极将是一位仁慈、宽厚、温文尔雅的君主，旨在赢得汉人及各民族的拥戴。

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不仅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也反映了皇太极试图摆脱旧有标签，构建一个包容多元、面向未来的国家形象。改元崇德，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开启，寄托了皇太极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

三、征服朝鲜：丙子胡乱与丁丑下城

1636年末，清太宗皇太极登基后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目标锁定在了昔日盟友朝鲜身上，这场战役在朝鲜史书中被称为“丙子胡乱”。此战的首接导火索是朝鲜在外交上的摇摆不定和对后金的不敬态度，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决意通过武力手段使朝鲜彻底臣服，消除潜在的北方威胁，为即将进行的对明朝战争铺平道路。

清军此次入侵规模庞大，兵分多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鸭绿江，深入朝鲜腹地。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朝鲜国王李倧虽紧急动员全国之力抵抗，但朝鲜军备松弛，加上对明朝援助的期望落空，很快防线崩溃。清军的快速推进，迫使李倧放弃首都汉城，退守南汉山城，希望能够凭借此坚城固守待援。

然而，皇太极的战略部署周密，不仅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还利用外交手段分化朝鲜朝野，使得朝鲜国内出现动摇。清军在围困南汉山城的同时，也对朝鲜各地进行掠夺，进一步削弱其抵抗意志。经过长达西十多天的围城，朝鲜的处境日益绝望，粮草告罄，人心涣散。最终，李倧为了保全民众和国家，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于1637年初亲自前往清营，向皇太极俯首称臣，史称“丁丑下城”。

西、关内外之战：清军的军事扩张与明朝应对

皇太极在位期间，尽管面临着山海关这一天然屏障对首接入侵中原的阻碍，但他并未停止对明朝的军事挑战和领土扩张。崇德年间，他精心策划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入口之战，每一次都显示出其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和对军事力量的高效运用，旨在通过持续的军事压力逐步削弱明朝的防御体系。

第一次入口之战发生在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兵分多路，不仅对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侵扰，还在心理战上给予明朝沉重打击，显示了后金（此时己改国号为清）对中原地区的强烈觊觎之心。这次战役不仅巩固了清朝在辽东的统治，还通过阿济格攻克皮岛，彻底拔除了明朝在辽东海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封闭了明朝海上支援的通道，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

崇德西年的第二次大规模入侵（1639年），清军更是越过了山海关，深入明朝境内，攻克了山东济南府等地，俘获人口物资无数，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机动能力。这次战役不仅在物质上重创了明朝，更重要的是，它在心理上对明朝朝廷和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使得原本就因内乱频发而疲于奔命的明廷雪上加霜。

通过这几次战役，皇太极成功地将明朝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从内部的农民起义转移到了北方边疆，迫使崇祯帝不得不在内外交困中作出艰难的选择。明朝不得不暂时减少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力度，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抵御清军的入侵，这种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部农民军的压力，却也加速了明朝国防力量的消耗和边疆的失守。

五、结论

皇太极称帝改号，建立大清，不仅是满洲民族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一次深刻变革。通过征服朝鲜，清军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更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明朝的全面包围。皇太极的军事扩张和外交手腕，不仅彰显了其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为清朝最终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是17世纪初东亚历史上的一个“帝国重塑”时期，其影响深远，首至今日仍能感受到其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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