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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战争前奏（第1页）

在外界看来，杜小蕾发表的外交声明不够强硬。

不是外长不够强硬，而是中国领导层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当天下午的高层会议上，易援朝与黎平寇争得面红耳赤。两人的主要分歧不是该不该打，而是有没有能力打。

虽然易援朝是主和派领袖，但是在该不该打的问题上，他的观点与黎平寇差不多，即越南越过底线，战争就不可避免。只是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没有能力对一个有一亿多人的国家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越南只是发表声明，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中国暂时没有理由向越南宣战。

黎平寇的态度更加直接：不仅该打，还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争论到最后，两人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拿什么来打这场战争？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战争经费。

二零三零到二零三一财年度预算早已通过，就算黎平寇东挪西用、压缩不必要开支，最多只有五千亿节余。这点钱，打一场小规模战争都不够，更别说大规模战争了。没有钱就打不了仗，预计战争开支在三万亿元左右，而且半数必须当年支付。缺口有一万亿，黎平寇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承认，黎平寇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总理。

在很多人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央行增发货币，然后用国债、战争债得方式获得融资。

果真如此的话，肯定会遭到易援朝反对。

原因很简单：到二零三零年初，中国的国债突破三十万亿元，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早已超过警戒线。算上地方政府、国营企业、中央部门发行的债券，债务总量超过六十万亿元，为二零二九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虽然这个比例不算高，远底于美国，但是人民币的流通性远不如美国，中国的实际债务负担比美国高得多，债务甭盘的风险也大得多。

增发债务，等于动摇根基。

事实上，这也与黎平寇这些年来的执政方向完全相反。

出任总理之后，黎平寇一直在努力降低国家债务水平，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二零二二年之后的七年中，除了二零二七年与二零二八年受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影响，政府债务负担有所增强之外，其他五年都在降低。二零二六年降到了二零一四年以来的最低水准，总体债务负担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不但远远低于美国，比一向注重控制债务水平的欧盟还低了十七个百分点。

政府降低债务水平，等于缩小了货币供应量，在大规模超发货币的背景下，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增强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经济更加有效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币的保值率。

可以说，这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这时候，增发货币，肯定存在风险。

虽然相对于总量为六十万亿的债务、三十万亿的国债，三万亿战争债不算什么，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用三万亿就能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而且打赢战争之后，还有很重的负担。

这就意味着，债务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失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万幸的是，黎平寇没有在债务上打主意，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用国营资产获取贷款。

这个办法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增发货币。

如果直接由政府发行债券，得让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增大流动性，从民营银行获取贷款，等于利用民间资本，不会增大货币发行量。虽然这么做同样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但是可以用战争红利偿还债务。

所谓的“战争红利”，正是中南半岛的广阔发展前景。

按照黎平寇的说法，战争结束后，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担保的方式偿还战争贷款，不用为此花一分钱。

显然，这很有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