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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2页）

半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再次批示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年，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是资产阶级！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催促下，文化部搞了一个《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道：“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江青对周恩来说：“主席认为周扬他们这么搞一下，只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周扬可狡猾呢。当年鲁迅和他们斗争的时候，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讲：周扬一伙‘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拨弄是非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是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到了现在，他们还是玩弄的这种手段。”

“江青同志，不要想得那么多，也许事情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总理呀，这可不是我的看法，主席也是这么讲的。”江青似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同周扬一些人的斗争可是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和夏衍等人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策划解散上海的‘左联’时，鲁迅就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周扬自己说他们‘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夏衍通过住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向住在莫斯科的萧三写信，商讨此事。王明立即指示萧三写回信，说‘左联搞宗派，要解散。’不几日，王明又敦促萧三说：‘你不写，那我就让别人写！那就说明你不赞成统一战线！’于是萧三急忙写了回信，提出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和夏衍立即行动，开始叛卖左联。”

周恩来说：“这事当时鲁迅知道吗？”

江青说：“周扬先是派他的亲信徐懋庸去打通鲁迅。但遭到鲁迅的拒绝。鲁迅说：‘组织统一战线的团体，我是赞成的。但左联不应当解散。现在的左翼作家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政治上其实是很幼稚的。去同资产阶级作家搞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人家统过来，反而容易让人家把他统一过去了。如果左联解散了，左翼同人没有商量的组织了，就更危险。我主张左联不解散，秘密存在，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但是，周扬还是不死心，又要派夏衍去说服鲁迅。夏衍不敢去，便让郑振铎约茅盾去游说鲁迅。鲁迅依然是那个态度。这下周扬不高兴了，便让沙汀打上王明的旗号去压鲁迅，说：‘鲁迅先生不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不要坚持了，这是中央的指示。我们已经从巴黎的报纸上看到外围组织可以解散。左联也是外围组织，所以必须解散。’鲁迅一下子火了，说：‘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不是也解散共产党？’我早就不相信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了。现在看来，鲁迅的意见和毛主席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主席多次提到鲁迅，主席都是敬佩他的。”

周恩来问道：“最后解散左联，鲁迅参加讨论了吗？”

“没有，”江青说，“周扬、夏衍这些人不顾鲁迅的反对，背着他伙同胡乔木等人召开了常委会，作出了解散左联的决定。然后，才派徐懋庸再次去向鲁迅传达。”

“当时胡乔木担任什么角色？”

江青说：“胡乔木当时是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和周扬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对鲁迅很不尊重。鲁迅听到他们的决定，只好说：‘既然大家决定解散，我只好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是解散的时候，必须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之所以解散，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使这个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如果不声不响地解散了，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影响，以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那是很不好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鲁迅考虑得有道理。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江青说：“主席特别佩服鲁迅的这种硬骨头的精神。鲁迅坚持公开发表宣言，实际上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大原则问题。但是周扬表面上同意鲁迅的意见。但又提出要交‘文总’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左联和其他组织不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宣言。鲁迅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是到了最后，周扬和胡乔木等人决定，‘文总’也不发表什么宣言了。”

“为什么？”周恩来问道。

江青说：“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周扬和胡乔木他们的说法是‘很快就要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怕使国民党把救国会当作文总的替身。那样就对救国会不利。’这完全暴露了他们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嘴脸。这笔帐，我看迟早要清算的。”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只是没有表示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关锋、艾思奇等人谈话时，第四次批判《清宫秘史》，说：“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我看他们能顶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一百年，我也要批判他们。”

那天，江青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向他转告毛泽东的有关意见。她说：“总理还记得吗？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在逝世的前夜，发表题为《死》的遗嘱，其中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又说：‘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也，如有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里表示了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一伙人的势不两立的立场。我和主席学习的就是这种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当时认为，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文化大革命包罗的内容越来越多，打倒的对象越来越大，他实在有点吃不透了。

现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觉得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可能已经基本达到，是不是会开始收尾呢？他这样想。

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想错了。

江青她能够把周恩来弄得在她面前服服帖帖，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她就一筹莫展了。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已经逝世了。他的威严再也不可能保护她了。

江青的目光停留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上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江青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以苦笑来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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