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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但是作为一个越南革命的前驱和元勋，武元甲依旧对自己的国家命运报有深切的担忧。当1978年后，中越两国分歧越来越大，一场危机就在眼前，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国同志缓和矛盾”，再次遭到黎笋的批评，武元甲大将因此也被暂停行使国防部长职务，由文进勇大将代理。

但是正是这位后来在回忆录里大肆鼓吹自己军事才能的文进勇大将，在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初，错误的估计了中国方向的主攻方向，将越南人民军的布防重点集中于同登到谅山一线。最终导致老街、高平战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集群轻松突破，一举全歼越南人民军第346师。而这正两次前往苏联，在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进修学习的文进勇自称所精通的“大纵深作战”理论。

文进勇的无能，曾一度令黎笋将目光重新投回到老战友武元甲的身上。但是对方却一再在很公开的场合说越南在柬埔寨“前途不光明”。这多少令在中越边境和柬埔寨两条战线都接连受挫的黎笋有如芒刺在背。最终黎笋一怒之下将武元甲踢出了政治局，只保留了其副总理的空头衔。

从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到今天反目成仇几近路人。在权力的魔杖之下，所谓的友谊是何等的脆弱。此刻再面对已经垂老的老友，同样已不再年轻的黎笋不免有些唏嘘。“三哥，今天找我来应该有什么事情吧？”最终还是武元甲率先打破了沉默。“也没什么！苏联终于对中国修正主义当权派宣战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虽然此刻迷茫的黎笋渴望听取老友的意见，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保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态。

“修正主义！呵呵，这顶帽子还真是谁都能戴啊！我想克利夫达总顾问一定是建议我们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北上吧！”与孤高的黎笋相比，已经在政治上几乎死亡的武元甲倒是显得异常的豁达。“倒也没有这么说！”尽管武元甲的预计与现实出入不大，但是黎笋还是选择了否认。

“相信莫斯科应该很快便会提出相关的计划吧！当然他们还会作出承诺：当中国修正主义当权派被推翻之后，苏联政府将要求新组建的北京政府重新考虑中越边境的划分问题。”不过武元甲并不在意，继续微笑着说道。“这些你怎么会知道！”对于对方的步步进逼，黎笋多少有些不满的大声回答道。

“俄国人向来喜欢割别人的肉，卖自己的好！流我们的血，成就他们自己的霸业。你我都和他们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了。这并不难猜！”武元甲一边说着一边端起放在面前的茶杯。“或许莫斯科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支援却是实实在在的啊！不象中国人……。”凭心而论黎笋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华派，也不是莫斯科手中的扯线木偶。只是作为一个越南人，他无法理解作为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中国政府为什么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出卖越南，甚至“强迫”越南签署和平协议，与法国分界治国。更无法理解自己一次次前往中国拜见毛泽东时，对方一再要求自己对南越“徐而图之”的政策。

公正地说，黎笋并不是一个只会钻营的野心家。自早年从一名铁路工人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黎笋为革命献出太多。特别是在1946年12月，印度支那再次发生战争之时，他所主持的越南南方局工作，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坚强的个性。

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眼中充斥着所谓越南南方人民向往独立、统一的热情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无法看到日尔瓦和谈之时，越南虽然在军事上占优，但越南的几个根据地零散分布，没有连成一整块，而法国还是占据了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以零散的根据地换取带有大城市、并连成整块的整个越南北部，对越南来说并不吃亏。况且周恩来在连续8次与胡志明会晤，最终说服对方接受日内瓦和平协定之前，曾首先问以越南现有力量，能不能打败法国。而当时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表示很困难。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黎笋成为了越南的实际领导者，可以说整个抗美战争几乎全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并取得胜利。但是他并不清楚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政府已经竭尽全力，“清仓查库”式的支持着越南人民的战争，相反苏联过境中国的物资由于“文革”动乱造成的延误，却被苏联别有用心的渲染成为中国“阻止”越南人民统一大业的铁证。

“过去的纷纷扰扰就让他过去吧！三哥，你应该知道莫斯科的承诺根本靠不住。如果中国真的战败了，一个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中国在莫斯科眼中会没有越南重要吗？而如果中国侥幸击败了苏联，我们卷入这场战争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都将最终吐出来，甚至失去更多。何况你真的还相信一个越南兵可以顶几个中国兵的说法嘛！配合苏军北进，最终将是一个放大了的‘北光’。”面对黎笋的固执，武元甲已经不想再去争辩了，他只能作为一个越南政府有名无实的副总理提出饱含最大善意的提醒。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还是老样子……你走吧！”武元甲的话恰恰说中了黎笋心中的痛处，他大手一挥，作了一个送客的手势。“三哥，我想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恐怕越来越少了，再见吧！”武元甲站起身来，蹒跚着离去。留下孤独的黎笋独自面对着空空荡荡的办公室。

“把文进勇、黎德寿两位副书记请进来吧！”但是武元甲的话终究还是在他原本就不平静的心中投了一丝阴影。面对苏联方面要求越南全力北进的要求，他必须对越南人民军进行重新的部署。而此刻的黎笋并不知道他所作出的决定，在不远的将来，将会跟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甚至整个东亚的政治版图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

第二章：合纵连横（九）

在位于庞大红色帝国的权利中枢―克里姆林宫，在一间沙皇时期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的地下囚室之中，此刻一台颇为普通的机器正安静的一片尘封的黑暗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它就是昔日连接着世界上唯一的两大超级大国首脑热线位于莫斯科的终端―红机。

冷战期间建立了首条国家首脑之间“即时联系”的军事热线，这个想法缘于一次几乎将整个人类社会拖入毁灭深渊的危机。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导弹的动向被美国发现后，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宣布封锁古巴周边水域，并准备入侵古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骤然紧张，世界处在核大战的边缘。

危机期间，双方谁也摸不清对方底细，完全处于一片“战略迷雾”之中，即便赫鲁晓夫最终屈服，经苏联驻美大使馆送来关于解决危机的建议信也让肯尼迪难辨真伪，美国情报专家经过12个小时的甄别，才把这封3000字的信件内容分析完毕。危机结束后，白宫高官们觉得如果美苏之间的交流能更快一些，那么危机将更容易解决。

于是很快在1963年6月，美、苏两国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建立直接交流热线的备忘录》，这条直接交流热线是为了建立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防止因误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导致核大战的爆发。根据备忘录的要求，最早的美苏热线是一条双向电报电路，这条线路途径华盛顿、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莫斯科，其中华盛顿到伦敦段的通信联络依靠世界上第一条跨大西洋电话电缆连接。为求保险，美苏两国还另开辟了一条华盛顿―丹吉尔（摩洛哥）―莫斯科的备用无线电通讯线。

但是最初所谓的“热线”其实徒有其名，它没有语音通话功能，更像是一台密码电传机，此举主要是两国元首担心声音传达容易产生误解或误听。于是当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美、苏两国的舰队在东地中海对峙之时，受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委托，总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走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囚室，希望首次通过“红机”呼叫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之时，柯西金才发现由苏联和民主德国的160多家企业生产、克格勃第16局（即无线电侦察总局）负责组装调试的“红机”根本不是一部电话。

他当即质问号称“苏联首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为什么没有听筒和话机，我们怎么和美国佬通话？”苏霍德列夫只好硬着头皮回答道：“总理同志，这本来就不是电话，而是一台远程电报打字机。”于是原本的语音聊天，变成了后来很流行的QQ在线。

除了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之外，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都对这条热线表现出急躁情绪，因为两人都习惯于在电话前高谈阔论，而不是一个接一个把话说完，然后由口译员把他们的话速记在文件上，再通过密码发送，柯西金抱怨自己就像“在排队买面包”。

领导人不满意，负责翻译发报的口译员们也是一肚子怨气，因为柯西金、葛罗米柯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嘴里总是充满华丽的辞藻与空洞的修饰语，苏霍德列夫不得不为一句关键的句子等上半天，而自己又不好意思停下笔，只好用外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画素描”。尽管沟通如此不便，但美苏首脑终于就共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达成协议，不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正式停战。

经过这次事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再忽视热线的功效。1971年，美苏双方一致同意将军事热线系统提升到更先进的卫星传输模式，由两颗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和两颗苏联“闪电－2号”通信卫星担任信息中转任务，这样美苏领导人实现了真正的语音通话。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克格勃第16局的专家们在其政治局办公室里安装了热线电话，可直接与白宫通话。

当勃列日涅夫需要与美国总统通话时，这部电话会自动启动“机密专线”，专线上的声音信号全都经过加密处理，即使被人窃听或捕捉到也不可能还原成原始的声音信号。该电话机没有拨盘，也不用拨号，只有各种神秘的字母按键，至于这些字母的特殊含义，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他身边的秘书以及安全人员知道。当然美国总统如果有同样的需求也可以拨通电话，直接与苏联领导对话，但前提是对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但是此刻刚刚结束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的里根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柯尔莫哥洛夫的，因为他本人此刻并不在克里姆林宫内，甚至也不在莫斯科。他此刻正在巴黎访问，与法国第六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总统、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谈笑风生。

1984年是苏联和法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年的1月1日苏联政府开通了从西伯利亚到西欧的天然气管道，从此之后法国民众可以畅快的使用从西伯利亚输送来的廉价天然气了。毕竟相比于所谓的主义和阵营之分，生活中的点滴实惠才是一向现实的法国人所关心的。也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5月躁动的法国大学生会为了不能进入异性的宿舍楼而掀起一场政治风暴，从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领导“自由法国”的英雄―夏尔。戴高乐赶下台。

现在回忆起来，很多法国人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国家当时发生了什么。市民不知道为了什么走上街头去示威，甚至建立街垒与武装的军警对抗。但是这一切却真实的发生了。1965年安东尼大学1500名个欲求不满的大学生为了在宿舍房间混居，而与校方斗气而发起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罢交房租运动。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导火索谁也没有想到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局。

大学生们为了阻止校方在宿舍楼门口中建立监控的门房，而“占领”建筑工地。当时骚乱非常严重，促使管理部门和校长本人不得不亲自命令警察开进该地制止任何“暴力”和对建设的“威胁”。于是学生们聒噪而起说，“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以600―800名警察占领了现场。住宿生还在墙上乱涂乱画以遣责警察的来临。

事后证明校方处理抗议者的方式出了问题。他们从几十名示威者中选出出名的学联鼓动分子，在学校训导会议上把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7名学生被开除的消息引起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声讨活动。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们把对学生组织的迫害与政府企图粉碎阻碍、实施富歇计划的行动联系起来，该计划以主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教育部长的名字命名。学生们认为该计划将会“根据资本的需要”改变大学的性质。

而当时正因为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战争而蠢蠢欲动的法国左派政党也立刻卷入其中。开始支持受处分的7名学生，这一举措预示了1968年5月下旬他们对学生的支持。法国共产党在塞纳的代表瓦扬。库蒂里尔夫人称她与学生休戚与共。塞纳省议会的共产党人站在学生协会一边反对“警察镇压”。法共的代表一以一个政党的身份要求撤消对学生的制裁，立即撤离警察。

执行开除使问题更加棘手。驱逐学生的日子定在11月23日，星期二，但是受处分的学生拒不离开房间。学生们设立了一条纠察线和由家具组成的简易的路障阻止了驱逐者，这预示着1968年时，学生们没有采用其他不熟悉的形式。执行的延缓使校方再次把警察、甚至包括保安部队召来。

警察干预得十分粗鲁，四、五百名学生不顾维持秩序的武力，继续进行反抗。7名警察受伤，有些与法共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成员打了起来，18名学生被捕。一些学生受了伤，至少有5名被送到门诊部治疗。一名女住宿生受了重伤，一个残忍的警察将一枚长8厘米的兽医用针扎进了她的大腿。这一野蛮行径激起第二天的新抗议。对学生的同情扩大了。

虽然戴高乐随后用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化解矛盾，他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36岁的雅克。巴兰德被任命为舍监，尽管这样作似乎表明戴高乐的教育部用一种可以称道的自由主义或至少是一种灵活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作为1955年法国学生联盟的主席，巴兰德曾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安排了苏联学生访问法国，他本人的身上便带有浓郁的共产主义倾向。

果然巴兰德迅速而明智地决定容忍男女合住的现实。结束了安东尼日渐闻名的“爱的战争”。不可否认，他成功地缓和了紧张局面。但是这却不过是饮鸩止渴。或许巴兰德早就预料到了年轻人永远是欲壑难填的，安东尼大学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扇动翅膀的蝴蝶，最终它将演化成一场席卷整个法国的大风暴。

今天法国共产党、统一社会党、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等一系列连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皇”―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都叫不上名字的左翼政党在法国联合执政。他们七嘴八舌的争吵着要建立所谓“民主的、自治管理的、多文化的、发扬法国自由和人权传统”的社会主义。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更象是一出闹剧，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柯尔莫哥洛夫知道他应该和谁去讨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口口声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国共产党之外，存在着一个掌握着法兰西共和国所有军事资源的组织―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

在结束与象所有法国男人一样喜欢夸夸其谈，脑子里除了政治理念就是红酒和女人乔治。马歇的会谈之后，柯尔莫哥洛夫便将登上此刻正停泊在法国布雷斯特军港的苏联波罗地海舰队的旗舰―1144型“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伏龙芝”号前往另一个由自己一手改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成员的西欧国家―葡萄牙。而在漫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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