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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2页）

话音刚落，两个女警扑上来，将江青双手一扭，飞快地押出法庭。一路上，江青高呼：“打倒叛徒！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叛徒集团！”

这时，审判长让廖沫沙继续控诉。于是，他只得面对着无人的被告席声泪俱下：

“江青对我的历史是了解的。她是故意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地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说到这里，他竟然流下热泪，悲泣地说：“遭受他们这样酷刑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他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的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在狱中……”

旁听席上的人们，感到非常遗憾。这么生动的控诉，被告却不在跟前。有的人对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不满意了。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江青来听这些？江青在法庭上闹，让广大的群众不是更可以看到她的本来面孔吗？把她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我们几千里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江青受审时的情形，法庭把她押下去，我们只好看他们了……”

“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纯正学者。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抗战救国的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像这样一位老学者、老同志，也被他们扣上特务和叛徒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的夫人袁振、女儿吴小燕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也惨遭迫害诬陷而死。江青，你们这伙人实在是罪恶多端，罄竹难书，我们强烈要求将江青交给人民严厉惩办，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再卷土重来。”

那个曾经被江青说是“很厉害的特务”，关在监狱七年之久的王昆仑，在他女儿王金陵的陪同下来到法庭，由他的女儿代他向法庭宣读控诉：

“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而你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带上手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的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被告席上的位置空无一人，只有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听得津津有味，旁听席上的人们可是不满意了，但是也只好看这场没有被告主角的戏。

王昆仑的女儿口才很好，念起父亲的控诉来朗朗上口，感情丰富：

“江青、康生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们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跟我党合作的，还是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无论是长期坚守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眼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定，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功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到人民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干的，你江青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的好同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我作为受害人，作为证人，要求将江青依法严惩，绝不能宽恕。对这种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此刻的江青，坐在候审室里仍然大骂不止：“被这种人反对是我的光荣，毛主席早就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廖沫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是被他告密的，这是我们早就掌握了的材料。但是，我们正要取得证据的时候，我离开了上海，而他就在一些人的包庇下逃脱了审查。请同志们想一想，他在监狱里干坏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他在监狱里的所谓迫害和我挂起来呢？难道是我让看守长干的？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江青最喜欢骂的一句话。

江青想起了当年看过的有关廖沫沙在押表现材料，当时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廖沫沙被住在同院里的红卫兵进行了多次批斗；到了八月，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将这伙黑帮集中至南口的“反修堡”集中学习，自我批判；两三个月后，造反派打着“揪鬼队”的旗帜，对这些黑帮进行批斗，当场打了廖沫沙；这年十一月底，这些黑帮被带回城里，让他们住在城里等待处理。他们每天到市委机关打扫卫生，看大字报。从一九六七年起，廖沫沙等黑帮被揪到外边批斗，斗了一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他们关在北京卫戍区里，一人一间房，窗户上的玻璃用油漆刷黑，使人看不见他们。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方凳，一个痰盂，大小便要敲门出去。吃饭的时候，每人两个碗，早饭、晚饭吃窝头，中午吃一顿细粮，一般是面条、馒头。有一次，廖沫沙嫌打饭时，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少给了他一些，就嚷着再给他加些。战士问道：“你有多少粮票？”廖沫沙说：“一天一斤。”“给够了，不给了。”廖沫沙火了：“不给，我就不吃了。”说完，他就把饭全部倒到桶里去了。

回到房间后，那个小战士开门进来，对他说：“你可以随便吃。”马上给他满满地盛了一碗。这时，来了个小军官，他问廖沫沙：“你刚才闹什么？”廖沫沙说：“给我打饭时少了些，我倒回去了。”那个军官说：“你不吃，你不吃就算了。”廖沫沙的脾气又上来了，马上把饭端出去了。这天，他没有吃午饭。吃晚饭时，小战士说：“你能吃多少拿多少。”廖沫沙一下拿了三、四个窝头。看守的士兵见了，马上过来打他。廖沫沙大骂：“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兵，你们是法西斯……”

还有一次，廖沫沙敲门上厕所时，一个战士催他：“快点！”他发火地说：“别人还在睡觉，你们吵啥？”两个战士冲上来，把他揪回房间，按在床上使劲地打。他拼命地叫喊，战士们就把毛巾往他嘴里塞，把他的牙齿都给弄松动了……

想到这里，江青愤怒地骂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让那些战士们打你来？这种牵强附会的审判出自一个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简直是丢人，说明了他们为了整垮反对过他们的人，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栽赃和构陷的勾当。将来的历史总会为我鸣冤的。”

江青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了。

回到监房后，她向监管人员要纸说：“我要写控诉，要向党中央告他们！”

监管员哈哈地笑了：“告？你往哪里告？这里就是处理你的最高级的判决。特别法庭就是代表人民的最高的法律机构，你告到哪里也是没有用处的。你不是天天学习马列著作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吗？当初，廖沫沙在这里关押的时候，他们也和你一样，想不通，慢慢就想通了。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就是让你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你在法庭上的表现，我们都看到电视了。”

江青一听电视上也出现了这个镜头，脸上露山微笑：“怎么？电视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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