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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第2页）

“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今后对毛主席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江青说。

张春桥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时，也只有这时，评论《水浒》才有最现实的意义。《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是，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那天，洪文同志问我：‘修正主义的确切定义是什么？’我就对他说：‘在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国内投降资产阶级，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集中在理论上，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主要是党内的走资派。’看来，许多的理论问题，我们党内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完哪，多数人只是跟着跑的。”

“为什么主席提倡反潮流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一上台，最能得到被我们历次运动所打击的各种牛鬼蛇神的拥护。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那三株大毒草为什么不臭？为什么相当的一部分人拥护他？就是因为他代表着那些人的利益。”江青说，“当一种错误的观点和路线，洪水般地到来时，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的事情，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了。”

“这种精神可是很不容易呀。”张春桥感叹地说，“真正的左派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观潮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如此，现在依然是如此。多数人总是不那么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江青笑着说：“我们这些人的意义就在这里。邓小平猖狂的时候，为什么明摆着的谎言，却有人总是要相信并热心地要传播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希望这些谣言是真的。他们是靠着谣言的利息而活着的。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解释。我们现在不是用舌头编假话，而是要用良心说真话。邓小平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里，说了那么多老娘的假话，可假话能骗人一时，不会永远。假话是没有生命的枯树，是不会结果的。一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就垮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江青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不过，想到这个时候，她从开庭以来蹙紧的眉头，舒展开了。她总算摸清了特别法庭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意图，审判我也好，追究林彪死党们的刑事责任也罢，其目的并不是什么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威严。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基础；是为了丑化毛泽东，丑化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旦弄清了这一点，江青反而坦然了，且看他们如何表演！

“你们口头上口口声声地说你们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谎言。”江青在上次休庭的时候，指着江华说，“只有从心里说出来的真话，才会像清澈的泉水，充满活力和信心，才会有革命的旋律和正气的回音。而说谎只需要一颗卑鄙的黑心，揭露谎言则要勇气。我江某之所以在法庭上敢于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因为我手里有真理。”

江华清脆地冷笑了一声：“好嘛，你到了法庭上给大家讲嘛。”

江青胸有成竹地指着他说：“你把华国锋和邓小平给我传过来，你看我是怎样和他对证的。你传不过这些人来，就失去了你那些证据的意义。在法庭上你们不让我说。在这里我就是要和你说一说。早在我刚刚被捕的时候，我就向汪东兴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的真相摆一摆。看看到底是谁在耍两面派！谁在搞鬼！我们四个人，不明不白地被突然袭击，给他们抓了起来，这还不是搞阴谋诡计吗？可笑的是，他华国锋一边在搞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边还在那里唱高调，简直是一种政治流氓。”

“江青，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胡闹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只会给你增添一些新的罪名。因为这里不是你要讲话的地方和时候。这里只要你的脑袋，而不要你的其他。”一个陌生的法官不知出自什么意思，突然地给她说了这么两句话。

候审室里一片可怕的寂静，就是过来想看看江青近况模样的其他法警，这时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物的命运，原来曾经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哩。那些孩子般模样的小伙子和年轻的女法警也打量着江青，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穿戴普通，带着近视眼镜，梳着满头黑发的老太太，竟然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产生那么大的力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哈哈，你们哪里知道，这个女人想当初可是不得了啊。”伍修权出来笑着对身旁的年轻警卫和法警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这个身份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比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还要高。更何况她还担任着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务。这样，她就有了对任何人的生杀大权了。”

有个小伙子故意问道：“她既然有那么大的权力。她怎么没有亲自下令枪毙过一个人？”

“她亲自点名某一个人是坏人就够了，红卫兵就会把她点名的人斗个死去活来。”

“可有些被她点名的人，我们问了其中的有些人，江青和他们素不相识，江青怎么点他们的名呢？她连知道都不知道。而且无仇无冤，江青为什么要害他们呢？”

“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人，名义上是整走资派、整牛鬼蛇神，实际上许多好人也都整了。”

“那么，现在中央提出搞揭批清的斗争，不也是要整人吗？这些要整的人全都是坏人吗？”

这下，许多的老革命回答不出来了，或者说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了。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思想敏捷，什么问题也敢提，但是某些问题的确是不好回答的。或者说，是无法用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如果要详细地说，恐怕牵连的事情就更多了。

而这些，正是江青急于要说明白的。

别说对文化大革命比较陌生的青年人，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的中央的一些参与人，有时候对一些问题也很难弄清楚。在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开会的时候，彭真就问胡耀邦：“为什么原因，江青领导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最后就能有那么大的权力？”胡耀邦把目光转向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说：“这个小组成立的时候，少奇和小平都在，他们是当事人。”

是的，邓小平对此是有发言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决定成立的。这个通知，在宣布撤销彭真同志的五人小组同时，成立了陈伯达、江青为首的那个小组。为了重新设立这个小组，党中央曾经要求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中央局分别提出适当人选，主要是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那时，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部分意见，提出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板锋、戚本禹、穆欣、尹达，中南局提出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华东局提出了中共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和姚文元，华北局提出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影秋，东北局提出了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西北局提出了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西南局提出了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军队系统叶剑英提名总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副主任刘志坚，和文化部长谢镗忠参加。”

这时，胡耀邦接着说：“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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