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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给我？”华国锋迟疑了一下，又接过已列入案卷中的一封短信。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多少有点心惊肉跳。

国锋同志：

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

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革命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国锋没看完，就把信撕了，摔在地上：“都什么时候了，她还要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说话，真是不自量力！”

“她也是自讨没趣。”汪东兴说：“她还当是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呢。那时，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大家都不好说什么，即使有问题也是捂着的。你看看这份秦桂贞的揭发吧，真是血泪控诉。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史，什么坏事都干出来了！”

华国锋鼓着腮帮子，往下看那份材料：

“抗战前，我在上海给一个资本家当佣人，当时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夏，江青（当时叫蓝苹》租这个资本家的房子住，我服侍过她，和她熟悉，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上海市革委会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对我讲，北京首长叫你去。北京首长，我就认识江青。我会烧菜，可能叫我帮她烧菜。我就对姓王的同志讲，我回去和同事关照一下。当天晚上，把我送上飞机，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到北京。他们把我接到航空招待所，天天送饭到房间给我吃，也没有人来看我、问我。到了第五天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我叫叶群，我叫陈伯达，是江青委托来看你的。他们问我生活情况，认识哪些人？和哪些人有来往？第六天，进来三个解放军，把我的语录本和衣服都扔在地上，在语录本里夹有江青的照片也被拿走了。后来，他们又把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哭着吵闹，要求回家，他们就打我，说我是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第二次提审我，是从我家拿去的照片，一张一张地问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就是没有看到我原来保存江青的照片。以后又用汽车把我送到很远的郊区，关在监牢里，用各种法西斯手段迫害我，弄得我一身病，失去了劳动力。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江青关了七年，一九七五年释放回上海。

秦桂贞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华国锋看完这些材料，掩卷沉思地问道：“事情果真会这么简单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江青一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臭。华主席啊，”汪东兴的语调显得诚恳而又热切，“‘四人帮’人心丧尽，经营十年弄得天怒人怨，这是我们实行反击的最好时机。现已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四人帮’大量销毁罪证的情况下，这次审查工作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取得丰硕战果，是由于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充分发动了群里，正确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肃反工作路线。有关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委、山东省委、江苏省委主动地积极地协助王张江姚专案组，做了很多工作。”

华国锋感动地说：“要把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统统提拔起来。现在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岗位上，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这次斗争就是出干部、出人才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站了起来，学着毛泽东当年讲话的姿态和样子说，“这场斗争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许多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汪东兴觉得很可笑。华国锋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和背台词的语言，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舞台上的演员。况且他的这些词汇并不是他的创造，好多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发明。这些帽子和罪名，可以很自然地扣到任何一个被打倒者头上。

汪东兴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年，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讲起了这场斗争的意义，江青马上接着说：“震撼世界，震撼全球。我们的革命给全世界的革命造反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个叫德地顺子、丸野昌子的日本红卫兵这样说：中国有句古话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说‘兔死狐悲。’中国的、日本的、苏联的以及一切修正主义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狼狈为奸，串通一气，合伙干着反华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一年以前，当中国的那个赫鲁晓夫刘少奇还在耀武扬威的时候，日共修正主义分子就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大喊大叫，等待着刘少奇篡党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消息。哪晓得回答他们的却是刘少奇倒台的噩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使他们感到无限的恐惧，无穷的悲伤，同时，也激起他们刻骨的仇恨和拼命的反对。宫本显治、野坂参三之流用尽世界上最恶毒下流的语言疯狂地攻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他们又借撤回他们派往中国的走卒、他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砂间一良和《赤旗报》记者绀野纯一这两个大间谍一事，在反华的舞台上大演其反华的丑剧。他们的反华阴谋，从外部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拼死的新反扑，互相配合，互相呼应。这个新的反华阴谋是美帝、苏修唆使中国邻近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反动派挑起新的反华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历史的车轮是绝不会按照反动派的意图转动的！群丑反华的阴谋绝不会得逞，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另一种局面。

如果翻开他们过去的讲话，包括江青三年前同美国作家维特克的谈话，都会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此刻，华国锋正襟危坐，板着面孔给刚汇报完的秘书们作指示，汪东兴也坐在一旁帮腔。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党的队伍。”这些都是多少年来的官话，华国锋活学活用，讲起来非常娴熟。“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不管反革命分子伪装得多么巧妙，隐藏得多么深，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汪东兴点点头说：“中央将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关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的决议。我们应该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为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作准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秘书们记录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因为此刻他们都是中国说一不二的人物，很快他们的话就会在中国掀起特大的风暴……

周起应的皮肤很白，发亮，脸上长有粉刺。他的朋友有谁长了粉刺都觉得很难受，他却开玩笑地说：“这才是锦上添花呢。”

他看了蓝苹致唐纳的那封信，心里想了很久。信里表露的心迹，说明他们之间早该分道扬镳了：

“……在我计划回家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乐日子，可是你那几天的脾气却特别的坏，有时你是非常让我下不来台，而且使我非常伤心的，虽然在搬家时候，我忍不住和你闹过几次，可是过后我马上懊悔了，懊悔的想痛哭。我曾经在雨地里走了很久很久，那种悲哀是说不出来的，我想起我和你分别，我想起你所说的！！我是固执的爱着你，我想起南洋路！！这些使得我心跳，像是跳在咽喉里似的一样闷塞，浑身剧烈的抖着，一步都走不动了。后来叫车到阿丹家去的，这个是我永远不能忘掉的。其实呢，你那些天的坏脾气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现在想起来真是应该感谢那个坏脾气，不然，我也许永远永远沉埋在那个环境里了……”

周起应冷笑一声，对这个女人的文采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妒嫉。作为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蓝苹。对她的身世、性格、爱好、政治态度及周围的环境作了仔细的跟踪和了解。几乎田汉、张庚、夏衍这些人同时请求他帮他们的忙，以便把这个女人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

按传统的观点，蓝苹长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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