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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3页）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21　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人家不承认，不相信，怎么办？”

安志文说：“你一定要慎重！”

直到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岗自杀之前，才下决心发出去。他亲自认真地添写了信的上款“毛主席”、下款“高岗”和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交刘少奇转毛泽东。但在他开枪之前，又把这封信追回来，让人烧掉了。

当天下午，安志文和赵家梁向周总理汇报时提到这封信。后来，赵家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复述出这封信稿，经安志文看后，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于1954年2月20日左右送交周总理。事后周总理曾问赵家梁，还有谁看过这封信？赵说除了他和安志文，没别人。还有一次周总理对赵家梁说，这封信在中央也只有极少数人传阅过。

1954年2月25日，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临死还要血口喷人，咬人一口”，显然是说这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也和这封信不无关系。

（三）四中全会与高干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10日举行。除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还有部分党的高级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前，周恩来受命作了必要的、极机密的安全部署，以防不测。例如在罗荣桓等一些军队领导人的住处周围增加了警戒部队；叫宋某某和陈某等带手枪参加会议等。

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完全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进行。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合作社问题、老区土改中“左”的错误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和天津讲话问题等的检讨。高岗、饶漱石也都作了检讨，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全会开得和风细雨，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点名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当时，一些部了解内情的与会者，甚至不知道四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这般地指导下，四中全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

但是，高岗、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很不到位。所以，四中全会结束后，按照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错误。关于饶漱石的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关于高岗的会由周恩来主持。

座谈会从1954年2月15日到2月25日开了十天。

座谈会一反四中全会“和风细雨。各自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变成了急风暴雨、狂轰滥炸，不再“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于是，人们纷纷表示与高岗划清界线，有的“反戈一击”，交代揭发；有的甚至歪曲事实、胡编乱造；有重有轻，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一股脑地向高岗头上砸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在这种气氛下，哪有说话的份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许多人或不少文章都把这两个座谈会与四中全会说成一个会议，说是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但实际上是两个会议。四中全会的议题，是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他在1954年1月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又重申一次。而中央高干座谈会则是根据高、饶在四中全会的认错态度，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决议都没有点高、饶的名字，也看不到“反党集团”或“反党联盟”的字样。在座谈会上才公开点名揭发批判高、饶的问题。而正式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党内有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则是1955年3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事了。有些人抹杀了这两个会议的“时间差”，把两个会议混为一谈。

有人问，召开这两个座谈会，刘少奇事先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从刘少奇、周恩来同尤金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的批改意见（详见下一章）来看，这是毛泽东的精巧部署。另外，在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到刘少奇在座谈会前曾告诉他：“还是避嫌不参加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为好。”这也说明，刘少奇在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知道座谈会将怎样进行和有怎样的结果。

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从此他不再出席会议。

1954年2月25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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