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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第32章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朝让国、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袁为第一任大总统。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荒谬，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共为两个清单，其原文如下：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甲、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应该订定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政变，以及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满洲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毅然决然同意退位让国。在这段期间，有三段笔记记述清廷内外的珍闻：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第二篇是逊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叶恭绰（号遐庵）所撰的辛亥宣布共和前的几段逸闻，第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节录）

溥伟2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祸。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抵制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

叶遐庵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札记，聊供谈助而已。

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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