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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第2页）

在整个前四汗时期，蒙古对被征服的各农耕城郭地区采取间接统治的方法。无论在汉地还是西域，凡在两军争战之际举一城、一郡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得自辟僚属、世袭官职。这样的人，在汉地叫“世侯”，在西域多称为“篾力克”。他们在按时向蒙古统治者缴纳贡赋、遵照规定把子女送到大汗处作为人质、按时到汗廷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接受派驻本地的蒙古“达鲁花赤”的监督等条件下，控制了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赋、司法等大权，其地位可以世袭。这些人中有一些属于蒙古征服前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乘社会动乱而崛起的地方豪强。所以汉文史料称他们“由鼠而虎”；波斯诗人提到西域发生的类似现象时吟咏道：“时代的面孔已翻转来……驴子的身份不再卑贱，它们被安上豹皮雕鞍，还戴上了金冠。”

蒙古游牧制下国家的最高中枢行政官是“大断事官”，蒙语称为“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们的书记官叫“必阁赤”，是协助大断事官处理国务，尤其是掌管财政事务的最重要的助手。必阁赤班子里有汉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种被征服民族的知识人，帮助他们的蒙古长官从各征服地区征收赋税粮食、处理其他重要的行政问题。窝阔台汗在位时，给必阁赤机构一个“中书省”的汉语称号，使其中的一些契丹人、汉人必阁赤得以称“中书右丞相”、“中书相公”等官号以自娱。其实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书记官。

随着蒙古对各农业定居社会的征服越来越深入地从军事管制转变为秩序化统治，窝阔台汗前期，除已经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术赤兀鲁思外，大汗将蒙古本部以外的统治地区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分别派驻大断事官和必阁赤署事。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治。到蒙哥朝，三大被征服区的划分和派驻大断事官分治其地的体系成为定式，汉语文献称为“燕京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自今新疆西至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河中诸城”）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三大行政区的大断事官衙署，分别设立在燕京、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和徒思城（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中国古籍将燕京大断事官衙署称为“行尚书省事”、“行省”，称大断事官为“丞相”、“行省丞相”；穆斯林史籍则称大断事官为“大异密”。

现在我们看到，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各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辅之以遍置于地方的达鲁花赤就近弹压，藉此辖制和支配专制一方的世侯或篾力克，由此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游牧国家的汗位继承问题，一直困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原则冲突中。一方面，根据“幼子守产”的家产制原则，当儿子长大成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有权带走属于父母的一部分财产（主要是牲畜）。最小的儿子不离开家庭，由他继承父母留下的大部分家产。这一原则影响到人们关于汗位继承权的观念，赋予幼子以某种优先权力。另一方面，从身为大汗所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阅历、个人威望等资质条件考虑，往往是年长的儿子占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蒙古游牧社会在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上也有优先选择年长子嗣的传统。成吉思汗的妻子是在被敌对的游牧部落篾儿乞人俘获期间怀有长子术赤的。术赤的可疑出身更增加了当时汗位继承问题的复杂性。早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黄金氏族内就为此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明初从蒙古语译为汉语的《蒙古秘史》用十分生动的白话记述了这次争执：“临行时，也遂夫人（成吉思汗的诸妻之一）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太祖（指成吉思汗）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即术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什么？’拙赤未对，察阿歹（即察合台）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皇帝见指望你。当你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指孛儿帖夫人）不幸被俘。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我子中他最长。今后不可如此说！’”一场风波，终于以勉强推举第三子窝阔台作为大汗继承人而暂时了结。

大概是出于成吉思汗的声望，他所支持的窝阔台在他死后很顺利地登上了汗位。窝阔台死后，术赤系后王拔都（术赤子）不满窝阔台之子贵由即位，托辞足疾拒绝参加推举大汗的宗亲大会。贵由为此忿懑不已，即位后就领兵西驰，想攻打拔都。只因为他在西行途中突然死去（据当时谣传，一说为拔都派遣的奸细毒死，一说与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殴致死），宗亲间的一场内讧战争才得以避免。贵由死后，拔都力主推戴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先是消极抵制，后来两系部分诸王又以朝会为名，企图率军突袭蒙哥；事泄，遭到蒙哥的清算。蒙哥在位10年。1259年，他因攻宋受伤，染疾而死，由是酿成蒙古高原和中原汉地两汗对峙的汗位继承危机。

蒙哥汗蒙哥汗有三个同母胞弟。他即位后，命忽必烈到汉地主持攻宋，旭烈兀西征穆斯林世界尚未臣服的部分。忽必烈虽然因为治理汉地“得中土心”而招致蒙哥猜忌，一度被召回漠北，但不久还是被重新遣往中原配合蒙哥汗攻宋。因此在蒙哥亲征四川以后，留守漠北大营的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哥死讯传到漠北，阿里不哥立刻调兵遣将，按图籍号令中原诸道，多方钳制忽必烈，诱逼他返归漠北。这一番动作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为夺取汗位做准备。

在当时黄金氏族的成员中间，忽必烈似乎是最留心汉地治乱的一个人。中原士人和统治层中的许多人也都把“用汉法治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按往昔惯例，在接获丧报后，忽必烈应当尽快停止攻宋，回赴草地“会丧”。但是，尽管他确实采取了“断然班师”的行动，却在退到燕京附近后逗留不进将近三个月。他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在漠南汉地，返回蒙古草原，他就只能受制于阿里不哥和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和术赤系后王。观望再三，他决意利用中原汉地的经济、人力和政治资源，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0年4月，他抵达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抢先宣布即大汗位，建元中统。支持他的蒙古宗亲，主要是东道诸王。消息传到漠北，阿里不哥连忙在他驻夏的阿勒泰山麓召集大会，即位称汗。随即爆发的争位之战时断时续地打了四年多，以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被迫向忽必烈输诚结束。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对蒙元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到底由谁来继承大汗宝座这个问题本身。一方面，忽必烈依靠汉地资源战胜阿里不哥，为蒙古贵族中主张变通祖制来解决“汉地不治”的一派把统治重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建立对中原的秩序化统治，提供了一次恰逢其时的契机。另一方面，蒙古统治重心的南移，必然地给予大蒙古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以重大影响。如果说一个立国于蒙古高原的王朝有可能同时控制中原汉地和西域诸地，那么立国于中原的政权要同时有效地控制蒙古高原和西域就会经常显得力不从心。蒙古高原是黄金氏族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确保蒙古本部，蒙元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弃对大蒙古国建立在西域的两大行政区的直接统治。

在争位战争之初，西道诸王的立场对忽必烈十分不利。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系后王都支持阿里不哥：留守旭烈兀老营的药木忽儿（旭烈兀子）也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忽必烈乘西道诸王对阿里不哥渐生不满的形势，明确宣布自阿姆河以西直到马木鲁克（当时统治埃及的穆斯林王朝）疆界的全部“塔吉克地面”归旭烈兀守卫，阿姆河以东直到阿勒泰山之地则归察合台后王阿鲁忽镇守。于是，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今阿富汗西北部和伊朗霍腊散省）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这样，1260年就成为大蒙古国的行政体制和政治地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在中统元年他登上皇位一个月之后才颁行天下，表明当时他筹措抢先即位，是何等忙乱仓促。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依汉制发表即位诏。忽必烈在诏书里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此后十多年间，新政权大规模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的局面，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1271）；定制以开平为上都（1264）、燕京为大都（1272）；国家的行政、军事、监察、司法、财税等制度体系也逐渐完备。

隋唐王朝的行政中枢机构采取三省六部制。以后中书、门下两省权势渐衰，金朝废二省，止用尚书省领六部。由于大蒙古国时期借用“尚书省”作为大札鲁忽赤衙署的汉语译名，忽必烈改用“中书省”作为行政中枢的名称，以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元初用重臣带中书省职衔到地方协调处理特殊事务，称为某处行中书省事，事毕撤罢。到忽必烈后期，派驻各地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逐渐成为常设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依元代定制，除中书省直辖地区（含今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内蒙等省区的大部或一部），全国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余个行省，并设宣政院兼理吐蕃（今西藏及云、贵、川、青藏地区）军政。天山南北的诸多绿洲城池，元代中后叶大都在察合台系后王的控制下。原驻畏兀儿地区的高昌王亦都护家族退居永昌（在今甘肃）。元廷在位于元西北边境的哈迷里（今新疆哈密）安置了忠于元朝的一支察合台后裔，封为豳王。

中统三年（1262），山东益都世侯李璮趁忽必烈正与北边的阿里不哥开战，降宋反元。李璮经营益都近30年，势力及于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南至与宋交界的淮水北岸。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势力范围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的便利，“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益兵自雄。这一次他仓促发难，声称降宋而不曾事先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自以为华北各地会群起响应，但大多数世侯却加入了朝廷组织的讨璮大军；在战略上他犹疑保守，坐失主动出击、扩大战果的时机。占领济南后，李璮屯兵不进达几十日，坐等元廷调度各路军队，包围济南。从这些情况看，李璮本人似乎先已陶醉在本为迷惑元廷而布设的虚张声势的烟雾中。他的失败自然不过是时间问题。

元军从中统三年夏历四月初起树栅凿堑，围困济南。五月中旬，将之完全困死。至六月中旬，城中以屋檐茅草喂马，人相食。又历一月，城破。李璮自沉于大明湖，因水浅不死，生擒后被处死于军前。

李璮称乱后，汉地世侯们虽然多站在朝廷一边，但李璮敢于盼望他们起而响应，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某种隐秘不法的交往。忽必烈抓住这些在地方上尽专兵民之权的世侯们人人自危的时机，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潜销诸侯之横”的措施。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许多世侯被削去军权，保留文职；接着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者，规定兵民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河北大军阀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此后又制定官员俸禄，颁职分田；确定官吏员数、官职品从；省并州县，减缩地方建制二百余处。李璮之乱反而成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忽必烈朝在行政体制的临民部分大规模采纳汉法，并不意味这个北族政权会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实行“汉化”。公元10世纪的辽政权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与它们之前的北族王朝（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绝大多数非汉族政权，北魏及其继承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在统治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原居地的汉族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龙兴之地”作为种族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因此它们的制度体系必然会包含这样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与保障该支配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维护支配种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大元”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蒙语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者“大元大蒙古国”，或者译作“大蒙古国”。与汉、蒙语国号并行使用一样，元代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元历代帝的尊号，亦有汉、蒙两种名号。如忽必烈的汉式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语尊号作“薛禅合罕”，意即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存在不同语辞之间的对译关系，而是各自出于两个本不相同的符号体系。元帝的即位仪式，也需要依汉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别履行。可见即使是在元时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实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对蒙古民众，他仍然是一个大汗。

所以，处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的转型时期，忽必烈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在蒙古人、汉人、回回人（蒙古统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财）之间保持着适当张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体系。他的汉族谋士们反复向他宣传的“用汉法治中国，则为中国之主”，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汉地纲纪粗张、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议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镇襄阳的军事行动从至元五年（1268）开始，至元十年，襄阳破。翌年元军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至元十三年，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献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压山（在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追灭。同年，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军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与征服中原期间蒙古军队大规模的杀戮相比，元军在攻灭南宋的过程中，已明确地意识到尽可能避免残破南方经济、扰动江南社会的必要性。南中国在此期间遭受的破坏，总的说来不算太严重。

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仰慕汉唐“万方来朝”的声威，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去“宣布朕意”，招谕他们入朝。由于招谕的结果不能满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诩的期望，遂使他渐生开边之心。他自称不取爪哇，“犹痒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战将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军连续征讨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海外诸番”。这些远征的后果，重者全军覆灭，轻者“粮尽师老”、无功而返，徒然给元朝本国和战争所在地的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生命牺牲。这时候，为筹划海外战争引起的对元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征服南中国的大规模平宋战争。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岁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经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属意于真金幼子铁穆耳，授以皇太子旧印；并且将全真道士张留孙推荐给真金遗孀，说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选择平宋战争的主帅伯颜为顾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扬命群王”。铁穆耳靠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终得即位为帝，是为成宗。事成后，伯颜表示从此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顾命大臣玉昔帖本儿也如释重负地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可见忽必烈的遗志并非是在风平浪静中实现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马，这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忽必烈遗规“持盈守成”的基本国策。但他虽然能够承袭忽必烈的“成宪”，却无法轻易地将乃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声望据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传统中去寻取必要的资源。因此，强调宽宥“惟和”，成为成宗时期朝政的重要特点。元廷在这时罢征安南，拒绝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议，已奏准弹压广西洞寨骚乱的成命，廷议后也被追回，改为遣人招谕。虽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过军事经略，为远征“八百媳妇”地区（在今泰国清迈一带）而调运馈饷还引起过荆湖全省民怨沸腾，但总的说来，经历了忽必烈治下几十年朝廷多事的时期后，本朝对内对外凡事“处之以安静”，给予整个社会以休养生息的时机。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风景画鉴赏1307年初，成宗在连年衰病后死去。皇后卜鲁罕惟一的儿子已死于此前。卜鲁罕企图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辅国，临朝称制。阿难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孙（忙哥剌之子）身份夺取皇位的意图。两人互为奥援，可能与他们对伊斯兰教都颇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诚有关，甚至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通情节。而蒙古高级贵族中反对卜鲁罕的人，利用汉式官僚中枢在皇权暂时中断时对政治结构的关键性影响力，竭力阻挠卜鲁罕的计划，一面秘密遣人分别远赴漠北和怀州（治今河南沁阳），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迅速赴都。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汉人谋臣的反复敦劝下，为避免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束手被擒的命运，勉强赴都。接着他又在随行心腹的鼓动和反皇后集团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难答发难前一日率卫士秘密驰入禁中，拘捕阿难答和卜鲁罕，最终以争位斗争中实力最弱的一方“廓清宫阙”。

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近在手边的皇位难免有垂涎之心，但他的兄长、真金嫡传中“次序居长”的海山这时已踌躇满怀地从阿勒泰军营返抵和林，在那里大会诸王勋戚，接着又分三路率领大军南下，来与“宗亲毕会”。是年夏，海山会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上都，接受宗王勋臣“推戴”，即位为新汗，他就是武宗。

武宗入都前“捍御边陲，勤劳十年”的经历，赋予他个人性格的塑造以最后的影响。他在位的三年半，专从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国策。对诸王勋戚从优颁发朝会赏赐，致使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库空虚。获得“遥授”职衔而佩相印的人以百数计，甚至宫廷演员、贩肉卖酒的人、和尚道士都有授予中枢政要职衔的，称国公、司徒、丞相者相望于朝；朝廷有大事，诏告尚未脱稿，“奸民已复群然诵之”。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吏治的腐败，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民众。武宗像前两任大汗一样，重用回回大臣主持理财大事，虽然使长期存在的慢性财政危机获得缓解，但势家权要侵贪蔽占、征敛横出，种种负担都落在一般民众的身上。

《元史》的编者写道，武宗一朝，“至元（忽必烈年号）、大德（成宗年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就社会关系逐渐恶化而言，这样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元朝统治体制来说，成宗和武宗基本上是延袭忽必烈蒙古法和汉法相参并用的格局而少有变动。恰恰是在武宗之后，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冲破前代的体制格局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却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

在元武宗千里迢迢赶到漠南，登上皇弟为他预备的皇位后，就把爱育黎拔力八达立为“皇太子”，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旧历正月似乎是对元朝诸帝很不吉利的月份。武宗在即位后的第四个年头（1311）正月病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刻意韬晦的“潜龙”岁月，即位为帝。他后来以“崇文右儒”而获得“仁宗”的庙号。他先后建立过“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两个年号。皇庆、延祐时期以用汉法进一步改革元王朝体制而著称于世。

但是，仁宗的改革实际上在延祐中叶差不多就停止了。就像他的哥哥海山一样，现在轮到仁宗为推翻兄弟叔侄相继的前约而煎心焚内了。为换取母后答己和权相铁木迭儿对他立嫡子硕德八刺为皇储的支持，仁宗后期几乎完全放弃了锐意于“安百姓以图至治”的初衷。又是一个旧历正月（延祐七年正月），被顺利传子的迫切愿望搅扰得身心疲惫的仁宗死于大都，年36岁。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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